国内城市房价飙涨让很多人“望房兴叹”，网络上甚至出现了丈母娘幸福指数供单身人士参考。日前，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的一组关于全国人均住房面积的权威数据，这篇题为《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文章称，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已是一种进步。其实，房产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同样困扰着古人，甚至是一些大名人。

西周时期，一个叫矩伯的人用两块玉、一件鹿皮披肩，一条带花的围裙换了裘卫一千三百多亩地，这可能是房地产业有史来最划算的一笔土地交易，那时候人口比地值钱，国家和城市的范围都很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房子多简陋。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普通的朝廷官员是不奢望有自己京城的房子。秦朝公务员实行的是实行“秩石制”，直接发粮食当工资，并不括房产享受的特权。从西晋开始，官员才正式按等级占田私授，但这些田也不是永久给你的，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的俸禄一律停发，这地也得还给皇帝。当然，当官的时候，朝廷是管吃管住管家具的。为了省却许多麻烦，许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异地做官，举家搬迁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场，那就要想回老家另谋生路了。

在古代，一般都是业主自己建房，房子盖好后，因为种种原因，这套房子再被转卖掉。从战国到明清，房地产市场上卖来卖去的主要是二手房，没有产权年限一说。卖房时，要先问四邻和族人是否想买，如果他们不愿，或者出的价太低，你才能卖给其他人。正规的做法是拿一个小本子，把亲戚邻居的名字都列在上面，然后从族长老太爷到隔壁大妈，让他们挨个签字。有买卖合同，有缴税证明，有公章，政府才不予追究。 假如其中一个拒签，这房就别打算卖了。隋唐时，才出现专门开发商铺租卖的商人，但总的来说都是玩票性质，没有哪个人真靠这个赚钱。

生活在盛唐时期的诗圣杜甫，曾在长安呆了10年，做过左拾遗的闲差(给皇帝和朝政提意见、挑毛病)，按照现在的概念，杜甫应该待遇不低，生活悠闲，房子都好几套吧。然“杜工部”只是个虚职，没有太多的俸禄和编制，还因工作被唐肃宗李亨被贬华州(今陕西华县)，安史之乱后，潦倒的杜甫携家眷由陇右 (今甘肃省南部)入蜀辗转来到成都。攥着弟王十五来的盖房资金“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再加上朝中做官的高适、严武施以援手，杜甫才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三间，终于有了一个栖身之所。可“成都草堂”落成不久，秋夜狂风就卷走屋上的几层茅草，屋顶不断地漏雨。杜甫长夜难眠感慨万千，忍巨痛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呼吁政府实施保障房建设工程，但强调工程质量一定要过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后来杜甫选择住到一条破船上，过起“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生活。

安史之乱平定后的几十年，白居易28岁考中举人，29岁考中进士，32岁才参加工作，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红头文件的工作人员。当时是正九品“校书郎”，类似现在的处级干部，每月一万六千钱，相当于现在的8000块人民币。收入不低，买房不可能。白居易就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已故宰相关播家的一个亭子、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又养了一匹马代步，还雇了两个保姆，这样每月开销七千五百钱，剩下八千五百钱存起来。35岁时，白居易下放到陕西盩厔当县尉，后调回长安做左拾遗兼翰林学士，薪水大涨，结了婚，带着爱人继续租房住。白居易有了女儿金銮子，在长安南城的昭国里租了所大房子。这时他已是“京兆府户曹参军”，主管首都财政，相当于北京市财政局局长。老婆杨夫人提买房之事，白居易总说：“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心。苟免饥寒外，余物尽浮云。”只要吃的是自己的食物，穿的是自己的衣服，生活不就很安逸了吗?干嘛非要住自己的房子呢?就这样租房十年，后来白居易去重庆做(忠州刺史)，夫人下了最后通牒：必须买房，不然后果自负。白居易嘴上“何须广居处，不用多积蓄”，见媳妇动了真格的，于是在租房十八年后，到长安郊渭南农村买了一套二手房。平时在长安租房上下班，逢假期(唐朝官员每十天休假一天，十天为旬，故称旬休)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中“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

两宋时期，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大大超出了常人的承受能力。特别是宋高宗晚年，南宋只剩两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人口却多达一亿两千万，人口密度堪比，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纷纷涌到杭州，有钱的中原老百姓也纷纷南迁，分别在杭州、苏州、绍兴、宁波等江南城市安家落户。南迁的士大夫，花很少的钱就能在城郊买下十几亩甚至几十亩的地皮，给自己盖上豪华别墅。

苏轼的爸爸苏洵，年过半百的时候混上了一个“霸州文安县主簿”的乌纱帽，开心得不得了。每月只有7贯铜钱薪水的收入，却在首都开封宜秋门外买了所标价8000贯的“花园洋房”。谁知才住了七年，债还没还完，苏洵就病逝了，留了一屁股债给两个宝贝儿子——苏轼和苏辙。苏轼26岁正式成为公务员，每月收入才十来贯，要想着赈灾做慈善，还要替苏洵还房贷。苏轼的官场一路坎坷，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同事排挤，乱发帖子和牢骚被领导打压，等苏东坡老了，想安置下来，可薪水不断下滑，职田也被没收，京城的房子彻底买不起。可儿子要结婚的刚需要求在，苏轼只好硬着头皮向好友借房子闹洞房(苏洵在世时购买的壕宅已被卖掉)。50岁那年，为了让家人有个安身之所，苏轼又硬着头皮从弟弟苏辙那里借了三千贯在江苏常州买了唯一的房产。

我们熟知的岳飞，不仅是领兵打战的抗金英雄，还是个理财高手。虽然岳飞早在39岁就冤死在风波亭，但丝毫不妨害他在江西九江置办了498间房，5所水磨以及2300多亩田地。建在江州城中的38间房屋是岳飞的私宅，剩下的约460间草屋、瓦屋和房廊，主要集中在庐山之南的“岳家市”，供逃难而来的岳姓族人居住。岳飞盖房的钱倒都是自己的合法收入，每月工资福利在6000贯以上的岳飞(折合现在48万元)，完全靠双手是“勤劳致富”。南宋初年疆域锐减、财政紧张，文官薪水和宗室福利一律减发甚至停发。但岳飞是武将，薪水不但能准时足额发放，皇帝时常还会有巨额赏赐。自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后，岳飞所置办的房屋和田产都被朝廷没收，冤案昭雪后朝廷也只返还一些零头房产，一场游戏一场梦，唯岳家庙香火不断。

看欢天喜地住进豆腐渣危房的杜甫，看拖家带口租他人屋檐之下十八载的白居易，看勒紧裤腰带苦干二三十年才买下首套房的苏轼，看天天跟敌人闹革命打游击，房产寿命跟自己差不多的岳飞，现代都市人会不会有些新的启发?重要的不是房子，而是住在里面的人吧，不然一辈子不知为谁而忙!